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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加征高额的所谓“对等关税”。在遭遇中国、欧盟等国家和经济体的坚决反制后，美国对华进口关税税率已加征到145%。

从“拍脑袋”式的随意提高税率，到宣布对不采取反制行动的国家实施90天的关税暂停，再到修改税则，豁免了智能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和零部件的进口税率，美国特朗普政府朝令夕改的政策动向令全球侧目，同时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又加剧了企业和市场的担忧。

“特朗普和他的执政团队肯定也知道加征高关税是一步险棋，会对美国经济带来反噬作用。”大陆成人直播-成人直播中文 教授卢锋与腾讯新闻《经济大家说》栏目对话时指出，“减少美国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的目标不可能通过高关税实现，输入型通胀将导致美国通胀居高不下，美联储难以降息，债市、股市、汇市承压，衰退风险显著上升。”

卢锋三十多年一直致力于开放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等领域的研究，他还曾担任中国财政部和人社部顾问、“东盟 10+3宏观研究办公室 ”顾问委员会成员。卢锋熟稔全球贸易发展史，对国际收支失衡有深入研究，他最近的两万字长文针对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背后的理论逻辑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对于全球经贸前景，卢锋坦言存在1930年代式贸易大幅收缩的可能性，甚至美国等经济体出现衰退的风险也不能排除，但是卢锋也强调当前形势关键差异，即主要经济体已具备现代宏观调控工具，中国正通过扩大中欧开放、维护周边产业链稳定对冲冲击。

面对挑战，卢锋提出双重应对策略：对外需“联合非美国家共同抵制单边主义”，对内应“推进供需再平衡破解供强需弱矛盾”。他警示中国外需依赖度已达近年来的峰值，必须通过提升居民消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强化内需。

以下是腾讯新闻《经济大家说》栏目与卢锋的对话：

高关税反噬美国经济，首先会被美国选民抛弃

《经济大家说》：从4月2日宣布对我国征收34%的关税，到当前已经加到145%。特朗普加税的幅度就像是拍脑袋随意制定的，并且似乎已经超越了之前宣称的降低逆差的贸易目标。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卢锋：特朗普4月2日推出的对几十个主要贸易伙伴的所谓对等关税方案，其制定逻辑让人大跌眼镜，因为制定者根本没有定量考察其它国家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而是武断地把美国对贸易伙伴逆差占进口总额比例，看作是各国对美国的关税与非关税措施加总的关税率，在此基础上，通过一定的数据折算出对等关税率。

但是在被中国反制后，特朗普继续加征关税，从再加征50%，到目前合计达到145%，则更是更加毫无根据的“拍脑袋”的行为。而且，现在这个数字已经没有意义了，加100%和加1000%都是一样的效果，一般的商品不可能加一倍的价钱还能卖出去。

特朗普的超常规关税政策，目标是减少美国贸易逆差，推动它的制造业的回流，当然通过高关税政策并不能够实现它的目标。另外，它包含解构与重构全球经贸体系的双重用意，一方面试图用极端手段实质性拆解战后逐步形成的全球开放贸易体系，另一方面还将谋求“安全网”与“关税网”二者合一，试图构建更突出美国利益、更便于美国掌控、以新地缘政治关系为基础的集团化歧视性贸易体系。

《经济大家说》：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的基础常识理论都告诉我们，自由贸易有助于发挥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提高全球生产效率，提升福利水平，高关税会造成福利的损失。特朗普背后的智囊团队也包含经济学者，为什么他们会制定出一套违背国际贸易基础常识的关税方案呢？

卢锋：经济学的理论讲如果每个国家都实行自由贸易，会提高大家的效率和国民的福利。但是，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条件之上。而且，经济学理论也没有考虑到其它一些因素，比如说，自由贸易让两个国家都得利，但是这个利益在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分配不一定都合理或公平。如果进一步分析比较优势理论，它也不能保证利益分配一定是合理的，不能排除在一个国家内部会有赢家有输家。如果认为理论假设抽象掉的某些目标更重要，即便了解常规教科书理论的人，也会采用另类理论。因而特朗普现象本质上不是理论问题。

特朗普和他的团队都偏执地笃信外部世界占美国便宜是其经济困境根源，因而认为效率目标不是最要紧的，需要更加重视安全，更加重视产业结构和保持较高比例本土制造业，所以就要采取与早先传统理论不一致的政策。问题在于美方缺乏采用合理性建设性手段推动其经济走出战略困境的现实选项，于是关税则成为其高度看重和过度依赖的政策工具。而且，特朗普将加关税的做法做到极限，完全是一种直接“掀桌子”的做法，这就导致大家最终都会面临巨大损失。

《经济大家说》：美国加征关税后，能实现进口替代和制造业回流的目标吗？高关税对美国国内经济会有哪些影响？多家机构预判美国经济会出现衰退，您是如何判断的？

卢锋：首先是大幅减少逆差目标受多因素限制难以达到预期，反而可能拖累美国经济陷入衰退风险。对此可通过分析USTR对等关税设计加以讨论。

第一，这次加征的所谓对等关税税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假设进口对关税弹性为1其实过于乐观，原因之一是USTR假设美国进口需求弹性高达4，较低需求弹性意味着给定关税加征带来逆差减少效果较小。

第二，这次美国对几乎所有国家同时加征关税，美国寻求替代性进口空间大为收窄，会进一步压低美国进口需求弹性并减弱关税调节效果。

第三，加征关税不仅会助推美元升值，而且还会引发贸易伙伴国对美国出口报复措施，进一步降低关税效果。

第四，美国政府关税收入虽会上升，然而进口品涨价会传导为通胀压力，拖累美国经济与贸易竞争力并损害消费者利益。输入型通胀将导致美国的通胀水平居高不下，这样一来美联储无法降息，美国的债市和股市、汇市非常紧张，出现新的衰退甚至危机，都是有可能的。

其次从制造业回流的目标看，高关税或许会对国内特定行业产生局部性影响，然而不可能让制造业占比返回历史时期较高水平。现在即征收平均20%高额关税，也难以弥补美国人均收入与新兴经济体贸易伙伴几倍差距所派生的工资与生产率落差。回顾特朗普首任时为重振本国钢铝业实施25%保护关税，然而2018年以来美国钢产量下降约9%，北美铝产量仅增长0.83%，同期铝贸易数据显示美国对墨西哥顺差减少与对加拿大逆差上升，可见钢铝关税根本没有解决美国行业竞争力低下和逆差问题。

还可这样推测：如美国真是实现了制造业回流，势必意味着生产率较低经济活动占比的显著提升，拖累美国经济整体生产率与国民生活水平，这时关税战首先会被美国选民普遍抛弃。特朗普和他的团队肯定也知道，施加极限高关税是个险招，很大概率为美国经济带来反噬作用。

谈“关税战”：掰手腕到一定程度后或出现转机

《经济大家说》：有观点担心当前的形势会重演1930年美国推出《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后的景象，即各国纷纷加征关税，导致全球贸易大幅萎缩，甚至为之后几年的“二战”埋下隐患。当前的情况和1930年相比有哪些异同？

卢锋：两者有一些类似的逻辑，但是它的背景还是有很多不同。类似的逻辑就是如果大家都加关税，到最后可能会对经济造成一个巨大的损害，甚至严重的衰退。现在看来这个风险是存在。美国加关税，被征收高关税的国家也对美国加关税，甚至有一些国家担心原来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出口到这些国家来，这些国家又对另外第三方国家加关税。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但是当前的形势和1930年仍然有很大不同。一是，特朗普是把关税当作杠杆，通过关税来达到其它的目的，迫使其它国家妥协。最后关税多高还有待观察。

第二，其它国家未必会如同1930年一样互相加税。比如我们看到，中国高层最近和欧盟密切互动，并提出中欧要扩大相互开放，共同维护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另外，中央召开了周边国家会议，中国领导人最近前往周边国家访问，这都是很积极的行动。如果其它国家仍然能够维持自由贸易格局，那么美国的目标将无法得逞。

第三，一些观点认为1930年后的经济大萧条，其中有加关税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有货币收缩，金本位制下的汇率不能调节，当时也没有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等。现在主要经济体都有较多的应对经济问题的财政、货币政策工具，有逆周期调节的工具，这是30年代所不具备的。

所以我认为，因为加关税就必然得出30年代大萧条会重演的结论，理由还不够充分。

《经济大家说》：那么在关税加到超过100%后，贸易的争端还会向其它领域蔓延吗？例如1930年的关税战后，一些国家开始搞货币贬值、外汇管制等。最近美国官员甚至扬言在对中概股的上市公司采取制裁措施。您怎么看？

卢锋：如果后续的谈判无法达成协议，争端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说，不排除采取将中企从美国股市摘牌这样的措施。但是，他当时的语境也只是说如果中国采取某些反制措施后，美国可能还有哪些手段，现在也还不能最后确定。

虽然说从逻辑上说，这些手段不能排除，但是可能性有多大仍待观察评估。特朗普也表示，还是想与中国谈判，他希望中国先与他谈判。中国4月9日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驳斥了美国的观点和做法，但是最后第六章仍然表示“中美可以通过平等对话、互利合作解决经贸分歧”。可见我国不会完全关闭在美方立场转圜前提下与对方协商谈判降低冲突损失的大门。

另外目前全球经济被气候变化、债务、低增长和贫富差别多重危机困扰，只要美方没有彻底决意走向完全自我封闭，它就不能不面对这些涉及多边经济金融治理问题，中美和其它国家仍需在诸如G20、世界银行、IMF等多边框架内协商共事，这也为遏制美方政策进一步朝更加极端化方向演变提供现实机遇。双方掰手腕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会出现转机，实现平等对话。

《经济大家说》：有一小部分经济体不采用反制的措施，而是声称争取与美国谈判，实现零关税？如何看待这种措施？即便是可能罚成零关税，也不一定就能实现特朗普消除贸易顺差的目标啊？

卢锋：比如越南如果和美国谈判，美国肯定是要求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还要求越南增加对美国的进口。一种可能是，美国对越南的46%的所谓对等关税可能会下降一些，使越南对美国的顺差有一定的削减，双方都有一些让步，使贸易得以进行，但是可能也不会降到零。

我认为，像越南这样的经济体，对美出口的占比很大，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很高，一时难以找到其它可替代市场，没有”牌“可以打，被迫屈从美国打压也是不得已为之。但是美方欲壑难填，美越是否能达成最终协议仍不确定。当前中国领导人访越，对于加强中越合作，显著提升该国应对危机能力，应是重要的利好和支持。

建言应对挑战：对外联手非美国家，对内推进供需再平衡

《经济大家说》：从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来讲，您如何评估这次“对等关税”政策的影响？会不会带来经济增速的放缓？

卢锋：我认为会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具体的影响程度，我认为可以把2008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外需的冲击作为参考。

在2008年外部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外需增长贡献度急剧收缩，2009年和2010年该指标分别下跌到-42.2%和-10.6%，对GDP拉动百分数分别为-3.97和-1.12个百分点。虽然那次由于G20国际合作机制创新与大国联手刺激经济，使得危机较快得到控制，但仍然意味着这两年国内需求必须额外累计增长5.1个百分点才能维持危机前增长水平。

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扩大，经济增长对外需依赖度大幅上升，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对外依赖程度大是很不利的。十四五前四年外需增长拉动GDP增长0.77个百分点，远远高于十三五时期年均0.08个百分点，从新世纪以来历史看仅低于2005-2008年经济明显失衡时期的1.07个百分点。从外需对GDP增速贡献率指标看，十四五前四年该贡献率年均值为13.17%，远超十三五时期的5.24%，甚至超过2005-2008年连续四年均值的历史峰值8.56%。

这一次情况有很多不同，关税战后续演变还有不同可能，因而并非一定会出现与上次危机类似的冲击。然而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在目前美国发动极致关税战和外部环境逆转形势下，如何防范我国贸易顺差超常扩张后经济持续增长可能面临的逆向冲击，确实应成为当前亟需未雨绸缪的问题，相信政府有关部门早已着手准备。

《经济大家说》：从应对的角度，中国经济如何面对一个关税壁垒上升的全球经贸环境？扩大内需、产业转型、出口市场转移、推动新的贸易规则，哪个最关键重要？

卢锋：面对特朗普2.0新政对我升级打压遏制的长期战略，尤其是针对其就任以来频频发起关税战、特别是登峰造极的对等关税的危机形势，我国需坚持实施两手并用方针加以应对。

一方面，我国4月3日组合反制措施，显示了抵制美方霸凌的正义立场。同时需利用双边、诸边、多边场合和平台，联手国际社会特别是非美西方国家与金砖成员国，共同抵制美方关税战与逆全球化冲动。也要务实寻求就相对中性议题与美方协商谈判降低冲突损失。

二是从供给与需求两端同时入手，特别是要针对内需不足与消费偏弱突出矛盾补短板，着力推进我国经济再平衡。2020年中央制定“双循环”战略，提出经济运行“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到目前来看，我们的还是存在“供强需弱”的特征。中国经济供给充足，产品竞争力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另一方面，内需不足，消费偏弱，物价偏低，产能冗余度偏高，宏观经济不景气，有点准通缩的特征。

对于近年我国消费偏弱原因，我认为，除了疫情冲击及其疤痕效应、房地产强监管影响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长期看庞大公共资源较多向提升供给能力方向配置，用于支持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投入比例偏低。当供给能力得到持续大幅拓展提升后，与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增长较慢匹配不协调，供强需弱矛盾对贸易平衡方式产生影响。

因此，我国经济再平衡有助于缓和外部经贸关系从而反制美方打压企图，逐步调减对美方市场依赖，有助于削弱顺差较大背景下美方发动关税战的技术性有利因素。